开膛手杰克的「文学原型」及更多：化身博士、少女献祭与世纪末英国的黑暗之心

1888年8月31日的凌晨，在东伦敦拥挤污浊的贫民窟，白教堂区的街头，两位推车工人发现了一个倒在地上的女人。巡警闻讯赶来，用提灯照亮她的身体。女人已经死去。她的喉咙被人割断，腹部也被剖开了。

这便是恶名昭彰的「开膛手杰克」案的开端，此后的事情无需赘述。白教堂区又发生了数起相似的命案，几千人因此遭到调查，但直到最后，警方也未能确认凶手的身份。

「开膛手杰克」究竟是谁？人们对此众说纷纭。就白教堂区的人口构成而言——或许是东欧移民；就解剖人体的嗜好而言——或许是外科医生；就毫无理由的残暴而言——或许有精神病；还有人认为，凶手实际上是伦敦城内某个德高望重、衣冠楚楚的大人物。白天在西区过体面生活，夜里潜入东区行凶，正因如此，整个苏格兰场都不敢动他分毫……

然而，这些猜测大都缺乏证据支撑。与此同时，指引业余侦探们的还有另一条更隐秘的线索。

在第一位受害者遇袭的三周前，兰心戏院曾上演过一场舞台剧，很快，剧中的故事就成了对白教堂案的预言：报纸用主人公的名字称呼凶手、人们建议侦探参考剧情破案、观众向警方写信，要求缉拿主演。为此，倒霉的主演不得不暂停演出，靠慈善义演来洗清冤屈……

不过这部舞台剧及其背后的小说中，并没有被谋杀的女人。它的主题是一个医生的实验。

演过坏蛋就是坏蛋，有这种想法的人，我大概是最后一个。可当我看到曼斯菲尔德的表演，看到他的杰基尔和海德，我马上感觉到他就是你们要抓的人……一眨眼功夫就变成另一个人，这样的本事，活人里再找不出第二个来……

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奇异案例

1886年1月，苏格兰作家罗伯特·斯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问世。小说的主人公，医学博士杰基尔想用化学方法分离善恶。他发明了一种药水，企图分开自己相反的本性，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边心无旁骛地做体面君子，一边肆无忌惮地自我放纵。

实验的结果却不尽人意，药水释放了邪恶的海德先生，但没能使杰基尔原本的人格脱离低级趣味。随着时间推移，海德的出现越来越频繁，杰基尔也顺理成章受到腐化，对第二人格愈加纵容。随着药水失效，杰基尔发现自己的意识即将被海德吞噬，于是自杀身亡。

《化身博士》以「一先令惊悚」（Shilling shocker）[1]的形式出版后风靡一时，半年就卖了四万册，很快，这部小说便被人改编成了舞台剧。剧本强化了两个人格的善恶对比，孤家寡人的杰基尔医生也多了一名未婚妻。原作中虚伪又孤僻的杰基尔，现在成了个高尚无私的大善人——他发明药水是旨在「治愈人类天性中的恶」，对海德先生既排斥又恐惧。海德则以粗暴地对待女性而闻名，他恐吓女房东，面对杰基尔的未婚妻时宛如色中饿鬼，甚至为了接近她而杀害了杰基尔的准岳父。

若是从舞台剧的角度去看，那么杰基尔和海德间复杂的纠葛几乎就成了单纯的善恶大战。海德先生的邪恶，恐怕也多少来自超我过剩的杰基尔压抑的性欲——考虑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气，这种解读显得顺理成章。

但在小说中，故事仅仅围绕着中年单身汉们的男性友谊展开，对海德恶行的着墨也仅有两件：其一，他在街头撞倒了一名小女孩；其二，他表现出「猿猴般的狂怒」，打死了路过的老人丹佛斯·卡鲁爵士。除此之外，海德的一切行踪都扑朔迷离，杰基尔也只是含糊其辞地自述道——「我急于通过化身去寻找的乐趣是不体面的」——「我不打算细述我所纵容的那些丑事」——「从儿时起……我就被某种见不得人的欲望给奴役」……

海德先生在那些晚上究竟都做了什么可怕的事？面对读者来信中的疑问，斯蒂文森也拒绝回答。

如果回溯文学史，双重人格并非《化身博士》的首创。1839年，爱伦坡就写过二重身主题的《威廉·威尔逊》。现实生活中也不缺乏双面人的原型。十八世纪有一位爱丁堡人威廉·布罗迪，表面上是德高望重的议会成员，但暗地里，借由橱匠和锁匠的本职之便，他领导着一个盗窃团伙。有种小道说法认为，斯蒂文森的父亲曾经找过布罗迪做家具，而斯蒂文森本人在《化身博士》出版的四年前，也用他的故事写过一部戏。

斯蒂文森家的这位老熟人，或许就是杰基尔医生的蓝本。不过，仅凭这样的奇人异士，或许还不足以解释《化身博士》的特殊之处。和先前的文学作品相比，《化身博士》用科学幻想的框架处理双重人格——历史上这大约是头一遭。不光如此，这部作品还涉及了那一时代的许多议题。

「……人并非真正的一体，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二元……人无非是由自相矛盾而又各自独立的形形色色的公民组成的一个政体……在我的意识内有两种本性在斗争，从根本上讲这两者我都具备。我对自己说，如果能把这两者分别置于各自的本体内，生活将摆脱不能容忍的一切。」 「……他给我一种强烈的畸形感，虽然我说不出具体哪里不对劲。他长得很不正常，但我却真的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根据启蒙时代的假设，理性的自我可以控制、驯服自己的阴暗面——这正是杰基尔医生实验的基础。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信，人性可以被测量、分类、改良。在此之中，区分「文明与野蛮」、「善与恶」、「我们与他们」至关重要。

十九世纪初，被称作颅相学的学问认为可以通过头骨的形状判断人的品性。尽管颅相学并未在科学界得到独立的认可，但其方法却得到了不同学科的接纳。犯罪学的创始人，切萨雷·龙勃罗梭在他广为人知的研究中就采取了这一方式。在他看来，犯罪代表着退化和返祖，罪犯是尚未进化完全的人。相应地，下颌骨的突出程度可以帮助人们识别「天生的罪犯」。人种学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下颌骨甚至能界定爱尔兰人和殖民地人种区别于盎撒人的劣根性。

提到进化，也许有人会想起另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早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便引起了轰动，但这部书中，他还没有讨论人类从何而来的问题。到了1871年的 《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人和类人猿有共同祖先」的理论才被正式完善。这便引发了「退化论」的想象——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那么文明有没有可能退化回野蛮？

海德「猿猴般的狂怒」正是这种返祖恐惧的反映。按文中所述，他也的确具备许多「原始」之处——矮小、侏儒、如同穴居人。但除此之外，小说从未仔细描写海德的容貌，使他不正常的具体特征是不可名状的。人们一见到他的样子就讨厌，但又没人说得清他长得哪里不对劲。同时，令人反感的海德，实际上是外表和善的杰基尔内心的影子。由此看来，如果想把颅相学方法用在杰基尔和海德的案例中，结果恐怕会令人大失所望。

人格的分裂，也体现在小说和伦敦城市空间的联系中。杰基尔医生住在中产阶级聚集的莱斯特广场[2]，而海德先生的公寓位于鱼龙混杂的苏荷区——部分地带属于贫民窟。乍一看，莱斯特广场和苏荷区泾渭分明，但事实上，两地相隔的路程不过600米。杰基尔医生只要溜出自家的后门，就能隐没进黑暗的世界。与此同时，当时苏荷区还是伦敦男同性恋的密会地点，这或许也和小说中人物的性别安排形成了有趣的呼应。

然而，不确定性总会惹人不安，相比之下，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寻找简明易懂的范式。1887年剧本中的性欲解读似乎就此填补了故事的留白，后世的许多改编中，这一模板都延续了下去。但谁也无法预料到，就在舞台剧在伦敦上演的三周后，海德先生那些不为人知的罪行又有了新的注解，而这一次发生在现实中。

「凶手就是海德。」

把时间拨回到1888年8月31日，此时《化身博士》的伦敦首演不过三周之隔。白教堂出现了第一起谋杀案。法医检查了死者身上的伤口，怀疑凶手具备「粗略的解剖学知识，并不高超。」于是，「皮围裙」——底层的东欧犹太屠夫和皮匠成了被率先怀疑的对象。但三天之后，另一种猜想就出现了。

「警方已经怀疑谋杀是由疯子所为，我们收到了一份值得考虑的补充建议……伤口的性质表明凶手具备一定的解剖学知识。每处都由极其锋利的器械造成，疑似手术刀……我们提出的理论是对警方推测的补充：凶手是一名医生，患有杀人狂。斯蒂文森先生在其精彩的心理研究著作《化身博士》中的奇特设想，是否真的能在人类生存的局限和条件下尽可能实现，这个问题我们目前尚无定论……」 ——1888年9月3日，《哈德斯菲尔德每日观察报》

这条建议当时显然没有引发太大浪花。警方在9月10日逮捕了一名东欧犹太皮匠，但马上因不在场证明将其无罪释放。与此同时，另一批报纸也将目光投向了兰心剧院的舞台。

「白教堂谋杀演变成了一种极其惨烈的传奇。那些在阅读案情时，没有因为脑中挥之不去的《化身博士》表演而感官疲劳的人，定会记得恐怖的海德在变身后，仅仅为了取乐就杀了一个女人……」 ——1888年9月7日，《爱尔兰时报》 「受害者皆为女性且生活贫困，这排除了谋财的嫌疑，暗示了某种极端残忍的动机——就像斯蒂文森先生笔下那个海德一样……这些暴行和无冤无仇的杀戮说明，东区游荡着比海德更可怕的人形怪物。」 ——1888年9月10日， 《弗里曼日报》

记者们为了卖报还能写出很多精彩的比喻，但在这条路上正式付诸行动的是之后的读者来信。《化身博士》变得愈发像是白教堂案的预言。人们发现「凶手就是海德」，模仿犯罪的嫌疑也受到怀疑。如果凶手是看了舞台剧后被其影响——那么侦探为何不参照故事的剧情去破案呢？

「您，以及所有的报纸，都忽视了显而易见的谜底。凶手就是海德，他试图回到杰基尔的体面身份，逃避他以卑劣形态犯下的罪行。如果他最终被证实是一位在北贝里克悠闲打高尔夫的政治家……好吧，先生，至少您会庆幸读者已经做好了迎接真相冲击的准备。」 ——1888年9月11日，《星报》读者来信 「读者『GC』有一个设想：凶手是一个由于观看《化身博士》戏剧而导致病态大脑被煽动的人。听说该剧现在被明智地撤下了，如果这之间真有联系，侦探们可以考虑一下海德会如何行动——疯子追随榜样所表现出的行为，或许也有规律可循。」 —— 1888年10月3日，《每日电讯报》 读者来信

而在现实中，9月3日那条「尚无定论」的猜想似乎也得到了证实。在9月26日公开的受害者死因调查上，一位法医表示：

「伤口是拥有丰富的解剖学知识和技能的人造成的。没有无意义的切口……任何不熟练的人都不可能知道子宫的位置，也不会在找到子宫后辨认出它。普通的屠夫无法进行这样的操作。凶手必定是熟悉尸检室的人。 」

形势发展得很快。到了10月4日，凶手的生活习惯已经被大家掌握得一清二楚了。

「凶手可能是一名『中暑』的军医。他看过那出恐怖剧，住在贝斯沃特或北伦敦一个体面的广场或排屋，穿着考究。晚上10点直奔白教堂。作案。回家吃早餐。洗脸、刷牙、睡觉。恢复原状。变回『海德医生』。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在案发现场搜查那种典型的杀人犯。」 ——1888年10月4日《帕尔默公报》

作家编造的东西仿佛成了现实，这无疑是奇异的一刻。当然，如果对比「开膛手杰克」广为流传的那一形象与《化身博士》的主人公，似乎也不难发现共同点：

• 医生
• 在「东区」作案的「西区」绅士
• 畸形的心灵无法从外部识别，隐藏在体面的外表背后
• 对女性的残暴，动机不可理喻

然而，这些要素究竟多少有事实可循——这还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在那时便有法医认为，凶手的解剖水平不如最糟糕的屠夫，更别说拿到行医执照了。后世的不少研究都证实了这个说法，尽管他的同辈人大多对此各执一词。

同时，虽然9月7日的爱尔兰时报声称「恐怖的海德在变身后，仅仅为了取乐就杀了一个女人」。但不论在小说还是戏剧中，海德都从未使用锐器和谋杀女性，可怜的丹佛斯·卡鲁爵士不是被用手杖打死就是被用绳子勒死，凶手要当模仿犯恐怕还是有些难度。

至于「外表体面的绅士」这一类猜想则更加可疑。除了受害者身上的刀口外，人们对「开膛手杰克」唯一能确定的便是一无所知。自然没有证据指向一个「外表体面、内心残暴」的双面人。 他的阶级、身份、体面外表，双重生活——本就出自后续的加工。 而巧合在于，最初提出这些推测的人，无一不对《化身博士》的故事有深刻的了解。

正因如此，大胆的心灵或许可以在此斗胆假设，白教堂凶手的流行形象，从一开始便多少是借由《化身博士》的模板缔造的文学创作。——可是，既然缺乏足够的理由证明凶手是「绅士医生」，那么为何这么多人都愿意相信，东区的杀人狂不是「皮围裙」，而就是杰基尔和海德那样的人？

为此，我们或许可以回到《化身博士》诞生的几个月前。彼时的苏格兰作家正在疗养院休假，朋友给他寄来一份新闻报道……

……所有那些胆小怕事的人、保守的人、宁愿自私地活在天堂般的美梦里，也不愿低头看一眼在伦敦炼狱中挣扎的不幸者的可怕遭遇的人，最好不要阅读下周一及之后三天的《帕尔默公报》——一段前往地狱朝圣的真实旅程，读来并不愉快，也并非意在令人愉悦，却无可辩驳地陈述事实。

向伦敦的米诺陶洛斯献上处女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牛的怪物米诺陶洛斯居住在克里特岛的地下迷宫，雅典人每年必须献出七对童男童女，满足他的口腹之欲。直到英雄忒修斯舍身进入迷宫深处，用剑刺穿米诺陶洛斯的心脏。数世纪后，伦敦的一桩丑闻又复活了这则古老的寓言。

……雅典人竟然会对每九年一次的献祭感到如此痛心疾首，这听起来简直难以置信。因为今夜，以及日复一日的每个夜晚，在伦敦，不仅仅是七名少女，而是七的许多倍，就像在雅典广场上抽签一样被选中，成为现代巴比伦的少女祭品……

1885年7月6日，《帕尔默公报》的系列报道《现代巴比伦的少女献祭》（The Maiden Tribute of Modern Babylon）横空出世。之后的三天里，几乎每个英国人都将听到记者W.T.斯特德愤怒的控诉声在回响，揭露伦敦的黑暗秘密——米诺陶洛斯的地下迷宫。

「这间房间绝对安全。别墅坐落于独立的庭院中，墙壁厚实，地上铺着双层地毯。唯一一扇朝向后花园的窗户也做了双重防护，先是百叶窗，再挂上厚重的窗帘。你锁好门，就可以随心所欲。就算女孩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捂住哭声的工具——枕头、床单，甚至手帕——随处可见，几乎没有任何危险。对某些人来说，酷刑的惨叫声正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他们绝不会用一个音符来掩盖他们引以为傲的痛苦哀嚎。

《现代巴比伦的少女献祭》中，W.T.斯特德花了一个月假扮成嫖客，周旋在老鸨、堕胎医生、绅士和女孩之间，调查伦敦绑架、诱奸少女的雏妓产业。为了证明买卖穷人家的女儿有多么容易，他甚至自掏腰包，用5英镑[3]买下了一名13岁的女孩。 处女验身、皮带捆绑、虐待狂别墅、乐于聆听少女尖叫的绅士——这一半是「一先令惊悚」哥特，一半是地下情色文学，同时又是侦探小说和煽情剧（Melodrama）[4]的报道一经发表，《帕尔默公报》便遭到疯抢。警察不得不到报社外维护人群的秩序，印刷机不分昼夜地轮转，直到用完了最后一张纸。据说这是白教堂谋杀案发生前，英国报业最震撼的盛景。

回顾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图景，或许可以理解这场格外猛烈的暴风雨。在那时的流行观念中，约束欲望不光是一种美德，还是人之所以高于野兽的原因。因此，性行为的规范也并不只是一个私人作风问题。根据进化的趋势，未来的人理应拥有更发达的文明和理性，自然也更加高风亮节。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贫困愈发严峻。拥挤的住房与松散的民风使贫民窟成了性堕落的温床。但在许多人看来，贫穷只是放纵的结果，是失去上帝恩宠的体现。在套用进化论的社会科学上场后，阶级格差更能追溯到遗传法则的层面。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伦敦东区的下等人和太平洋小岛上的「落后人种」别无二致。即使在主张改良的费边社成员，西德尼·韦伯的笔下，东区的贫民也是「半野蛮人」、「道德沦丧的『残渣』组成的退化人群」。

但若说退化仅仅发生在下层阶级中，恐怕有些偏颇。虽说中产阶级自诩道德标杆，设立了严苛的行为准则，这一准则同样依性别而调整。未婚小姐在家人的视线外和异性交谈都是有失节操，但绅士们还是可以随时随地寻花问柳。上到当时的首相格莱斯顿也定期「慰问」失足妇女，每次回家，他都要在日记里画满自我惩戒的鞭子。许多人相信妓女的堕落是咎由自取，雏妓的现象也不罕见——性同意年龄只有13岁。要求提高这一年龄的呼声早已存在，但多年来，议会一直没能通过相关的提案。

《少女献祭》或许就能揭开这种举措背后的苦衷。除了东区女孩的不幸遭遇之外，斯特德还在文中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许多「伦敦米诺陶洛斯」——这些雏妓生意的缔造者、买卖少女的需求方恰恰来自进化程度最高的阶层。而游荡在东区的野兽，正是衣冠楚楚的西区绅士。

「……哦，X先生是个喜欢小女孩的绅士。我不知道有多少女孩被他盯上了。他经常去东区，观察女孩什么时候从商店和工厂出来吃午饭或者下班。他一眼相中了哪个就记下来。虽然需要花点时间，但他总能赢得孩子的信任。有一天，他提议带她去西区玩。女孩同意了。第二天，他又带着另一个女孩走了……」

当然，权贵作恶的故事并不新鲜。但和过去的套路相比，斯特德笔下的人物又的确存在格外令人惊惧的差异。毕竟，哥特小说里的嗜血伯爵，与医生、律师、商人这些专业人士——现代中产阶级的道德化身，即使对那时的读者来说，也不完全是一回事。

……就像克里特岛有个米诺陶洛斯那样，伦敦也至少有一个怪物……一位名叫X的退休医生，自由地将他的财富和时间花在毁灭少女上。他穿得像主教一样体面，举止间丝毫看不出野兽的模样，与一般人并无二致…… ……在那些声名狼藉之处，我听到的名字与在党团、法庭及交易所里听到的大抵相同……这里的这些人，外表与常人无异，内在却只有一颗禽兽之心——其兽性、残暴与肮脏，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

更令人惊愕的是，现实中的某些西区绅士为了挽回名誉，反而对剥削少女的指控不打自招。就在《少女献祭》引发轰动后，《圣詹姆斯公报》刊登了不少「浪子自白」，让这些男人亲自为所作所为辩护。国会的反应也耐人寻味，上议院的一位议员在辩论中呼吁，如果性同意年龄的改革通过，他们儿子的前程搞不好都要毁于一旦。

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民众的愤慨。报道发表的次月，《1885年刑法修正案》即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通过，此后，英国的性同意年龄提高到16岁，贩卖人口将受到严惩。海德公园举行了25万人的大集会。妇女运动者、工人、圣公会主教、社会主义者以及非国教徒联合在一起，要求新法得到严格执行。

斯特德成了英雄，他就是现代的忒修斯，带领人们制裁了残暴的米诺陶洛斯。尽管如此，就在凯旋归来的两个月后，这位传奇调查员自身也将陷入丑闻的风波。

一场大众表演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斯特德的恐怖剧激起了全英国的单纯心灵[5]中的古老阴影。就在这则报道发表后不久，浸信会牧师查尔斯·斯伯真便公开怀疑，伦敦每所妓院的背后都藏着一位皇室赞助人。相应地，「中产阶级邪恶绅士」的新形象，在文学想象中也愈发风行。

《化身博士》便是一例典型。就在1885年10月那个使斯蒂文森灵感爆发的噩梦的三个月前，他曾在朋友的来信中读到了《少女献祭》的全部四期连载。翻到小说中海德先生撞倒女孩的桥段，当时的许多读者也能捕捉到微妙的呼应：斯特德的报道中，有一位向女孩支付巨额封口费的「米诺陶洛斯」。而杰基尔的朋友们也知道，他——「在年轻时很不羁」。

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直撅撅地迈着大步向东走；另一边是十来岁的小女孩……于是，这两个人就在拐角上相撞……那男人竟若无其事地从那小女孩身上踩了过去，听任她在地上尖声喊叫。……既然不可能杀死他解恨，便退而求其次。我们告诉那人，我们可以、而且定要把这件事传播开去，在全伦敦把他的名声搞臭。如果他本来有朋友或信誉，我们包管他从此将失去这一切。我们在这样狠狠地训斥此人的同时，却始终注意尽可能不让妇女们靠近他，因为她们都气得像疯狂的女妖……但是，先生，他照样不动声色，真像毫无心肝的撒旦。「如果你们一定要小题大做的话，我当然没有办法。每一个讲体面的人都希望避免出丑，」他说。「你们开个价吧。」于是我们勒逼他向小女孩的家属支付高达一百镑的赔偿费……支票上所签的名字我不能说出来，虽然这是我所讲的故事的一个关键，但这个名字至少是为人所熟知的，经常见诸书刊报端。

同一时间，小说之外的赔偿开始了。1885年10月23日的皇家法院，一场诱拐案的审判即将开庭。涉事的女孩是《现代巴比伦的少女献祭》中出现的13岁少女，「莉莉」（Eliza Armstrong）。而站在被告席上的，是W.T.斯特德和调查组的其他成员。

……片刻之后，房门推开，买主走进卧室，反锁上门。 屋内死一般寂静，紧接着传出凄厉哀婉的哭喊——不是响亮的尖叫，而是无助、惊恐的战栗，宛如受惊羊羔的哀鸣。只听孩子充满恐惧的声音哭喊：「屋里有个男人！带我回家，带我回家！」随后，一切重归死寂。 今夜，伦敦的妓院里还会响起许多类似的哀鸣，世人对此置若罔闻，可上天慈悲的耳朵定能听见——

袒露在斯特德眼前的可怕一幕如此清晰，好像他真的身处现场一般——事实上，这确是调查组的摆拍。为了证明掳走少女轻而易举，斯特德派人从父母手中买下了13岁的莉莉，把她带进妓院的房间。此后，「买主」斯特德推门而入，旋即又转身离开。而莉莉被送到法国，安置在一户救世军[6]家庭那里。

没人质疑斯特德是否在最关键的地方撒了谎。不过在莉莉的父母眼中，这件事的确并不简单。尽管斯特德在报道中宣称，这对贫穷的夫妇完全清楚这场交易有多么邪恶，但实际上他们只知道，一直向往离家打工的女儿要去做女佣。并且，为了确保莉莉始终是无疑的处女，斯特德还让地下医生给她做了两遍验身检查。最终，他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而莉莉在此前已经回到家中，与父母团聚。

新闻界的烈士并不为牺牲所懊恼。但在许多人眼中，他自己大概也陷入了双重心灵的漩涡。出狱后的几个月，斯特德对性犯罪的主题越来越着迷，经常半夜跑到公园采访妓女和皮条客——即使这对他的工作毫无必要。而他文中那些软垫房间、麻醉药和鞭笞狂的露骨细节，也被人们发现与此前欧洲大陆的情色小说中，针对「英国施虐狂」的幻想惊人地雷同。或许，在伦敦地下世界的「东区郊游」，难免会唤醒一个人内心的海德先生。

讽刺的是，揭露罪恶的《少女献祭》，最后也成了印证欧洲人情色幻想的养料。之后的几年里，《未来的夏娃》的作者利尔亚当撰写了一篇名为《盎撒虐待狂》的随笔，借《少女献祭》和斯温伯恩的诗歌来讽刺英国人情欲中的兽性。意大利诗人邓南遮的唯美主义小说《快感》中，主人公一谈及不列颠岛，便会想起斯特德笔下那些软垫房间和狩猎处女的情形。而法国作家约瑟芬·佩拉当的描述是最直白的：

「伦敦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合法酷刑室（就像合法妓院那样）的城市。在那里，你可以搭上一辆马车，停在一处安静的房子前，接着被带进一个墙壁装有软垫的地下室。对方会问你：『什么性别？多大年纪？要不要塞住嘴？要不要打氯仿？要不要准备敷料和海绵？』因为在那里，手术台就是那可怕放荡的床榻。」

到了1890年，邓南遮的美学观念又传回了英国，启发了另一部以双重人格为主题的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此时穿梭在东西区之间的，已经不是四年前《化身博士》中形似穴居人的海德，而是王尔德笔下青春永驻，由画像代替本人承担罪恶的美少年道林·格雷。

和道林·格雷交往过的年轻男子，最后不是名声扫地便是自杀——这些悲剧的罪魁祸首，却多少应该由《1885年刑法修正案》承担。就在新法通过的前夕，议员拉布谢尔临时增加了一项条例，将男性间的一切「轻微猥亵」定为犯罪。这便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拉布谢尔修正案」[7]，或许，它也是海德在苏荷区的夜晚必须神秘莫测的其中一个理由。

跨越英吉利海峡后，斯特德的报道也在帝国的外围引发了反应。随着白人男性蓄养妻妾逐渐成为丑闻，在印度、非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对于跨种族婚姻的态度愈发严苛。此后的数年间，跨种族结合越来越被视为「欧洲退化和道德衰败」的体现……

……然而，那栋房子就那样矗立着，外表端庄得体，仿佛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帝国心灵的脑膜硬化

大英帝国最著名的记者、调查报道的急先锋、新新闻主义的滥觞——后来的人们如此称呼W.T.斯特德。尽管如此，这位报人的晚年却并不顺遂，他的报社破产，沉迷通灵术，相信自己会死于海难。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斯特德，是在他赶往美国参加和平会议的路上，在那艘轮船的甲板上，据说他正在帮助几名妇女儿童登上救生艇。船的名字叫做「泰坦尼克」——人们相信，这是一艘永不沉没的巨轮。

回首往昔，在许多维多利亚人的想象中，曾有一条轴线分割了文明与野蛮。1850年，桂冠诗人丁尼生写道，人类应当「向上攀升，摆脱体内的野兽，让猿猴和老虎的本性消亡。」 次年，万国博览会在水晶宫举行，蒸汽机在玻璃宫殿中彰显着工业文明的荣光。在斯宾塞看来，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都将遵循不可逆转的规律，从野蛮向文明进化。伴随着这些观念的流行，日不落帝国的疆域达到了巅峰，传教士和工程师们远赴边陲，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恩泽之下，将文明带向野蛮之地。

而现在，我们必须离开这幅宏大的图景，跃入1888年的白教堂。此时的伦敦正处于一场无夏之年，连绵的阴雨使夏季异常寒冷，八月的平均最高温是19.3°C。在白教堂的第一具尸体被发现的31日凌晨，气温只有8°C。而到了十月，《帕尔默公报》上的公众猜测，「开膛手杰克」是一名中暑的军医。

「凶手可能是一名『中暑』（sunstroke）的军医。他看过那出恐怖剧，住在贝斯沃特或北伦敦一个体面的广场或排屋，穿着考究。晚上10点直奔白教堂。作案。回家吃早餐。洗脸、刷牙、睡觉。恢复原状。变回『海德医生』。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在案发现场搜查那种典型的杀人犯。」

这种故事并不稀奇。自1870年代开始，从印度归来的士兵的不轨行为时常见诸报端。谋杀妻子、袭击少女[8]、盗窃、酗酒或自杀——不论是突发的暴力，抑或慢性的衰竭，他们丧失理性的缘由，都被归因为中暑。热带阳光会损害白人的大脑，诱发潜伏数十年的精神失常。根据1874年的《柳叶刀》上，一篇对归国殖民地官员的研究，中暑引发的慢性病会让人「妄想、语言障碍、肢体乏力、瘫痪死亡」，患者的尸检中，都能观察到增厚硬化的脑膜和颅内增生的骨刺。

这种被称作「麻痹性痴呆」的病症，在今日的医学中完全是神经性梅毒所致。而那时也早有医生怀疑，许多「中暑」不过是体现了酗酒的害处。然而，热带使白人堕落。直到二十世纪初，这种观念都在精神病院、法庭审判和公众的想象中流行。

征服野蛮是文明的使命。但被征服的地方会吞噬征服者，连太阳都能把文明人腐蚀。与此同时，帝国的边境也在动摇。爱尔兰自治运动的呼声、英军在苏丹的挫折、在南非的冲突……扩张显露出代价，从殖民地归来的士兵带回了暴力。那十年间，大英帝国的版图从未如此辽阔，它的自信却不再如磐石般坚固。

而相同的事发生在它的心脏，在伦敦。——犯罪学可以从外表识别邪恶。但杰基尔医生仪表堂堂，米诺陶洛斯穿得像主教一样体面。——体面的中产阶级和贫民窟的堕落无关。但西区的性欲制造了东区的雏妓，莱斯特广场和苏荷区只隔600米。——伦敦是文明中心，理性使人类进步。但在东伦敦就有一片「未开化的黑暗丛林」，那里生活的人都被看作「道德沦丧的退化『残渣』」……

因此，在白教堂无法解释的暴力中，东区郊游、性越轨、阶级矛盾、双重生活、排外恐惧、帝国焦虑……所有交织的症候都得到了投射。人们需要相信，凶手就是海德先生。而杰基尔医生不在兰心剧院的舞台上，他就在我们之中。

「您，以及所有的报纸，都忽视了显而易见的谜底。凶手就是海德，他试图回到杰基尔的体面身份，逃避他以卑劣形态犯下的罪行。如果他最终被证实是一位在北贝里克悠闲打高尔夫的政治家……好吧，先生，至少您会庆幸读者已经做好了迎接最终真相冲击的准备。」 ——1888年9月11日，《星报》读者来信

野蛮入侵了。野蛮要腐化文明。可是杰基尔离不开海德，西区无法离开东区的劳动者，就像帝国离不开殖民地的黄金。然而杰基尔仍然是杰基尔，只要药水永远不失效……于是帝国启动了免疫反应，它的法律可以划定边界，它被称之为道德的东西能够识别异己。但对白教堂的那些女人而言，这一切都毫无意义。真正的凶手早已在人群中死去。而在此之前，「开膛手杰克」的神话，已经被赋予了不朽的生命。

被驱逐之物会以另一种形式归来。潜身进世纪末想象中的「恐怖！恐怖！」一再隐现。在H.G威尔斯1896年的《莫罗博士岛》中，被放逐的医学博士在孤岛上把野兽改造成兽人，带给它们文明。兽人最后杀死了它们的上帝，重新开始四足行走。

1897年，布拉姆·斯托克在《德古拉》中写出了在伦敦掠食少女的吸血鬼，他形似野兽，能跨越一切海防，将英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在这部兰心剧院的前经理从白教堂谋杀案时期就开始构思的小说手稿中，东欧移民的德古拉，拥有五名被肢解的新娘[9]。

1898年12月，十九世纪末年的钟声将要敲响之时，康拉德写下了《黑暗之心》。老水手马洛航行在泰晤士河上，回忆起他在刚果河畔的见闻。但是，就在向人们讲述伟大的库尔茨先生，全欧洲最崇高的心灵在丛林深处写下「消灭所有野蛮人！」的故事之前，面朝泰晤士河的日暮，马洛想起了一千九百年前，罗马人第一次登陆不列颠时的景况。

太阳落了下去，黑暗降临到河水上空，沿河两岸慢慢出现了灯火。在泥滩上，用三条腿架起来的查普曼灯塔射出了强烈的光。灯火和船只在河道上移动——大片闪烁着的灯光在向上或向下航行。再往西在河的上游，那座硕大无朋的城市坐落的地方，天空仍然留着不祥的标记：阳光中的一片昏黑朦胧，群星下的一片死灰色的闪光。 「而这里，」马洛突然说，「也曾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

但没有人知道，在欧洲的库尔茨先生究竟是哪国人，做着什么职业。而在这世上，所有的河水和洋流仍在穿过边界，汇向同一个黑暗的心——The Heart of Darkness。

注释

[1] 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廉价小说形式，内容多为凶杀犯罪等吸引眼球的主题。 [2] 十八世纪的名医约翰·亨特也生活在那里，他常常从屋子的后门接收用于解剖的尸体，杰基尔医生家的前后门设计也来自于此。 [3] 购买力约等于今天的7000人民币。 [4] 十九世纪以煽情为特点的大众通俗剧，典型的人物构成为邪恶贵族、落难少女和平民英雄。 [5] 对体面男士双重生活的揭露并非完全凭空出现，此前的一段时间里，中产阶级的犯罪渐渐开始成为新闻猎奇的对象，而富有阶层前往贫民窟寻求刺激的「东区郊游」（Slumming）也已经绽露苗头。 [6] 循道宗慈善组织，旧称东伦敦基督教传道部。 [7] 1895年，王尔德本人就因此被判处两年苦役。 [8] 维多利亚时代的报纸常用「袭击」（assault/attack）指代性侵犯。 [9] 布拉姆·斯托克在白教堂案发生时担任兰心剧院的经理，而「开膛手杰克」最被广泛认定的受害者数量是五名。

参考资料

报刊 Sep 3, 1888 Huddersfield Daily Examiner The Maiden Tribute of Modern Babylon by Stead, W.T. 小说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by Robert Louis Stevenson Heart of Darkness by Joseph Conrad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by Oscar Wilde 二手研究 Lamplit, Vicious Fairy Land by Jeremy Hodges The Romantic Agony By Mario Praz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Saucy Jacky by Alan Sharp Late Victorian Crime Fiction in the Shadows of Sherlock by Clare Clarke Ignoble Savages on Relief: Social Darwinism in Late Victorian Poverty Studies by KC Martin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by Judith Walkowitz A Critique of Victorian Physiognomy in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by Jiajun Xu Slums and Slumming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by Dr Andrzej Diniejko "The Fiend Breaks Loose": "Shadows," Doubles and Demons in London-based Fiction of 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by Michael Gold ‘Man is not truly one, but truly two’: duality in Robert Louis Stevenson’s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by Greg Buzwell The Invention of Murder: How Victorians Reveled in Death and Detection and Created Modern Crime” by Judith Flanders Imperial Bodies in London: Empire, Mobility, and the Making of British Medicine, 1880–1914 by Kristin Hussey Visualizing Horror: Illustrations of Jack the Ripper and his Victims by Simon Cooke Mapping Home in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by Mary McCartne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iden Tribute of Modern Babylon By Ann P. Robson